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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电影可以如何“讲中国故事”?(4)
发布时间:2017-12-07 13:14    来源:网络整理    浏览量:

  隐喻之一:大护法。它的造型极为独特,因为其无原型,所以充满阐释的张力。红色的外衣,配合背后的乌钢杖,成就了一个近代中国革命主题的具象化显现方式。它的身份以及其所拥有的让它自己都感到害怕的暴力能量,一方面,彰显了革命的合法性:思想者并非是执著于解释世界的哲学家,而更是要改变世界的行动者;另一方面,其对于暴力自身的反思精神,又让其成为一个最为清醒的革命者:“为什么太阳这么红,我们却还是感到冷”;“他看到我了,你觉不觉得,那更像是一步步从黄泉路上走来的鬼。杀掉他看到的、厌恶的和恐惧的一切。他靠近我们,瞄准我们,子弹穿透我头顶的木板,打爆我凉透的脊背,扑倒在你面前,死相难看”……这种场景的描述出自于大护法的自言自语,如同有一面镜子树立在暴力残杀的面前,大护法成为一个可以看到自己死亡的革命者。于是,他并不是一个仅仅为了屠杀而屠杀的刽子手,尽管他在整部电影中的角色设定只有杀戮,我们甚至无法辨认它的面孔、身体、性别,它原本是一个抽象的暴力的象征物,但却被思想所承载,所以他有痛感:“总共断了十一根肋骨,好久没有这样有活着的感觉了,痛得那么透彻。”因为有这种彻底的痛,所以大护法成为了一个真实的血肉之躯。整部故事正是以这个有血有肉,却无形无相的大护法的介入(这是革命者存在于世的唯一方式)为视角展开其独特的话语结构。因为是介入式的展开,叙事因此是片段性的,并无任何前情铺垫,红色南瓜般造型的大护法突然出现在一个群山环绕、却诡异异常的小村庄之中。这一表述方式,虽使得故事的展开略显突兀,但恰好成就该故事建构独特话语及其表达方式所需要的间离效果。观者无法被带入到这样一个怪异的故事当中,却作为彻底的旁观者为这一故事任意增加了多个想象的维度。因此,大护法的形象设定以及其作为故事主线的构造方式,为这部电影提供了建构独特话语结构的可能性操作。

 

  隐喻之二:花生人的诞生秘密。每个花生人带着虚假的眼睛与嘴巴,缺乏彼此之间的语言与交流。而语言,在当代哲学中正是“存在之家”。没有语言,意味着没有对存在的追问与反思。于是,所有的花生人拥有毫无辨识度的面孔与身躯。它们是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常人”,也是尼采意义上的“末人”。它们正是身处“当下”的我们的一种生存境遇:有着作为存在者的肉身,却似乎缺乏追问“存在”本身的能力。因此,花生人与那些可被生产出来的物品毫无区别,是可以用“种植”、“培育”与“收成”等词汇来形容的。这种将生命纳入到可管理、可操控的情景,被福柯等当代思想家用“生命政治”的概念来加以讨论,它让生命本身变成一种权力机制可以操控的东西,生命权力由此而诞生。在福柯那里,这种权力“即一套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类这个物种的基本生物学特征成为政治策略的对象,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权力策略的对象,或者换言之,说明了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从18世纪开始接受人类是一个物种这一基本的生物学事实的”。在这一生命政治的操控下,有了所谓的“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预期、种族”等一整套“政府管理实践”的产生。这一对现代体制的强烈批判也切中到了当下中国的现实。这一抽象的理论,在这里通过花生人诞生的秘密以童话寓言的方式得到了最为直观的表现:花生人是用其所食用的蚁猴子作为胚胎在实验室中成长起来的。分别作为先知与觉醒者的隐婆与小姜,洞察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了诸多关于存在的追问,这一追问始于小姜与太子和隐婆之间的言语沟通,并在沟通中开始追问:“我们是谁,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并获得了隐婆对于真相的残忍揭示。这种富有存在主义哲学层面上的提问,是破除“常人”与“末人”的平庸化生存境遇之魔咒的杀手锏。觉醒在所难免。

 

  隐喻之三:花生人的暴动。作为彰显残酷美学的一部动漫作品,觉醒后的花生人并没有如同美国动漫电影的话语结构一般,仅仅完成一次正义战胜邪恶的对决。相反,觉醒的花生人开始新一轮的、对于那些还未觉醒的花生人的屠杀。这种以暴治暴、胁迫性启蒙彰显了人本性中的恶。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大护法》中的人物性格设定都没有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大护法的冷静与残暴,太子的善良与软弱,冷血的无脸杀手罗单的柔情。所有的人物性格都是丰富的,而这恰是文明社会中的人们所具有的真实的复杂性。